华玉贵口述 苏子农整理
微信版第1916期
1969年10月，毛啸岳等21名上海知识青年，插队落户到郎溪县飞鲤公社十里大队。我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对落实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十分重视。按要求，6个插队小组先后都建了知青公房，吃的、住的、用的和农具等一应俱全。队里先让他们在社员家中轮流吃派饭，家家尽其所有，像招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。毛啸岳被安排在我所在的梅西冲生产队。一个月下来，知青和我们感情渐深，对全村的情况也开始熟悉起来。
当时十里大队是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。那年月，比先进就是比亩产，“农业八字宪法”告诉我们：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为此，全大队在上海知青到来的那年寒冬腊月，掀起了积肥热潮。我们先是发动社员漫山遍野地捡狗屎，后来又步行到南漪湖的荒滩上，捡拾散养生猪的粪肥，再后来就到更远点的县城去掏大粪了，特别是一些大的单位，像东方红剧场等，有粪必掏。
我们村距县城十华里，每次掏粪都是天不亮就动身，一大清早就赶回来，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。毛啸岳主动参加了积肥的队伍。掏粪这活计可真是又脏又累，还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，可毛啸岳二话没说，咬着牙关从头到尾坚持了下来。他那种恒心如一、吃苦耐劳的精神及行动，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毛啸岳在田间劳动
毛啸岳来到十里大队后，一举一动都严格要求自己，这使他在各方面迅速地成熟并成长着。仅一年时间，他就学会了从田里到地里的犁耙、水耖等全部农活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干起来有模有样，人也变得黝黑墩实，土里土气，俨然一名做农活儿的好把式。除此之外，但凡农村的红白喜事，探灾问病，人情往来，他都主动积极参与，实心实意地要同贫下中农融合在一起，做毛家“第一代郎溪人”。为了扎根农村，毛啸岳连续四年没有回上海家中过春节，坚持留在乡下体验农村的民风民俗。
我们大队的这批年青人，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思想，有激情，行动敏捷，好像一股新鲜的空气，给农村带来了活力，成为农村建设的生力军。他们在劳动锻炼的同时，尽自己最大能力，给落后的乡村增添一些实用、前卫的创新。
1972年，毛啸岳从收音机里听到外地制造“5406”菌肥的消息，他立即心动了，和队里干部一商量，就捋起袖子干了起来。可是，要试制这种菌肥，也有极大的困难，光设备就要六百多元，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字，生产队没有，大队也没有。毛啸岳就拿出他们自己仅有的三十元，拼拼凑凑因陋就简地去创造条件上马。
毛啸岳和知青在试制菌肥
没有试管，就到公社费品收购站购买了40只小酒瓶代替；没有高压消毒锅，就用水桶做成蒸桶代替；没有恒温室，就自己垒土灶，在屋内挖地两尺埋铁锅、砌烟道，蒙上塑料布加温；没有原料，就找替代品。菌种培养基中有一种原料，不仅贵，还难买。毛啸岳他们就去摸螺蛳，用螺肉、米饭和鱼粉代替……那些日子，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试制菌肥上，整天凑到一起搞研究，试设备，有时用碎豆饼拌土，有时外出采集原料，“五七”公房的煤油灯常常亮到天明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夜又一夜不怕疲劳地连续试制，一次又一次从失败中走出来，凭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拼命精神，硬是成功地制造出菌肥。
这其中也遇到一些人不理解，认为是不务正业的瞎捣鼓，冷嘲热讽说：“鸭子能夹到鱼，还要鱼鹰子干什么？”生产队也因此不便给知青们记工分了，连靠工分称口粮也被停止了。有一天我到他们住的地方看看，一揭开锅盖，只见仅有几碗大拇指大小的洋芋头。我心里酸痛起来。俗话说：“半桩子，饭仓子。”不吃饭怎么行！我赶紧回家舀了一脸盆大米送去，并跟队长说：“口粮先称给他们，如果他们几个的工分不够，以后在我的提留中扣除。”这一个冬春，他们坚持不懈地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日夜兼程地共造出菌肥七千多斤。
当年，我们把菌肥用在山芋上，产量增加了一倍；用在油菜上，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。当时就有人讲，要看山芋加油菜，就到十里大队来。不少外地人看到菌肥的神奇作用，纷纷前来购买，这为生产队增加了一大笔收入。后来，毛啸岳他们还釆集楝树、桃树叶以及臭椿树叶等，制成“一扫光”“自制一号”“4115”等生物土农药五百多斤，广泛用于水稻和松树林的病虫防治，效果很好，还节省了不少买农药的开支。
如此一来，知青们进行科学试制的热情，一发而不可收，接着又试制成功促进畜禽生长和发育的糖化饲料，极大地高涨了农户养殖家禽和生猪的热情。社员们一致要求大队办养猪场，结果第二年就办了起来。
毛啸岳又转行当起了猪倌。由于猪爱吃糖化饲料，原材料又容易获得，一年喂两槽，二十几头猪长得又大又肥。那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，除了外卖，每家还按工分分到了几斤到十几斤的猪肉，全队过了一个满村肉香、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欢乐春节。后来，县农业、科技、知青办等多个部门都进行了推广，十里大队这面学大寨的红旗越发光艳。毛啸岳“土专家”的名声也随之传遍县内外。
毛啸岳与毛啸峰兄弟俩
在毛啸岳的动员下，他的弟弟毛啸峰1970年初也下放到十里大队。毛啸峰和哥哥一样，能吃苦、表现好，很快入了党，先当了民办教师，不久，又担任了小学校长。在他当校长的三年里，先后在全县争得了三个第一：第一个在全县实现大队适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一百；在其父母的帮助下，全县第一个办起了校办工厂;全县第一个实行学生学杂费全免。在那个年代，实现这三个“第一”实属不易。
有知识、有文化的青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，他们朝气蓬勃，一派生机。毛啸岳的胡琴拉得好，一到晚上，他就组织知青唱歌曲，唱京戏，唱黄梅戏、花鼓戏，编排文艺节目，先是在生产队和小学校的广场表演，后来到九个生产队巡回演出一年，都在三次以上。自编的节目，有针对性地宣传计划生育，宣传科学知识，破除迷信，移风易俗。后来还到公社的大礼堂演出，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，也把近邻外乡的农民给活跃起来，人们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出门时都比其他地方人精神了许多。
先进代表合影
像一只领头的大㕍，毛啸岳带领这批知识青年，生气勃勃地干着大有作为的事业，成为十里大队一张与众不同的闪亮名片。支部一班人都很高兴，在他插队的八年中，有意识地让他先后担任了生产队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党支部副书记，并在这批知青中培养了多名共产党员。
当时的农村一穷二白，但我们十里大队的农民在交公粮、卖余粮方面，在公社交给的各项任务中，从来都是率先完成的。毛啸岳看到：农民是能吃苦耐劳、一心向党的，农村条件那么差，但在给国家分忧解难，都是那么义无反顾，这对他触动很大。他常常说，下乡插队，这让他对“三农”的认知有了一个新高度，在今后工作中如何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也有了思维和决策上的定盘星。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，尊重客观事实，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。这种理念更让他在主持大队甚至公社的工作时，得到很好地实践。特别是在植树造林、兴修水利、兴办工厂时，推广良种良法，普及科学知识，以及在推进农业“大包干”中，他都拿出了很有实效的办法。他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，全面、系统、准确地掌握实际情况，从不主观臆断或片面地看待问题。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工作上接地气，自然成绩也很出色。
毛啸岳在我们这里插队落户八年多，最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他的执着与坚守。1973年，大队看到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，便推荐他上大学，可毛啸岳却选择了放弃，把机会让给别人，并表示扎根农村矢志不移的决心。后来，公社和大队领导再次推荐他去上大学，并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去，就推荐他弟弟去。可他和弟弟都毅然放弃了机会，留了下来。难能可贵的是，1975年，他被选为飞鲤公社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主任，县财政发了工资，但他一直把自己当成十里大队的知青，把工资转到大队，坚持记工分，年终同村民一起分红，分粮食，分柴禾。这种情况，一直坚持了四年，直到调离飞鲤公社。
自打知青到十里大队后，我们村的各项工作如虎添翼，齐头并进，成为郎溪县的一面旗帜，特别是知青工作，成为地区和省的先进典型。毛啸岳也乘势而上，先后到上海为大队争取了全县第一台11匹马力手扶拖拉机，为公社争取了全县乡镇的第一台丰收35拖拉机，为公社农机厂争取了全县第一台加工大孔径铣床，还在地县领导的关心支持下，让十里大队在全县第一个架设高压线、用上了高压电。
也正是在这批知青的参与和助推下，通过五年学大寨、治丘陵，十里的荒山秃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70年，平均粮食亩产破天荒地第一次超过了千斤，5000多亩荒山全部绿化，养猪户平均每户达到3.4头，养鱼20万尾。大队办起了林场、猪场、鱼苗场、粮食加工厂、铁业组、木业组、缝纫组和农机维修组，多种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。过去国家每年要供应20万斤回销粮，那五年，十里大队平均每年向国家贡献2万多斤粮食，是年征购任务的3.5倍。油脂和生猪等农副产品，年年超额完成交售任务。添置拖拉机、柴油机、脱粒机等农用机械设备26台,社员年平均收入在1976年就达到105元，大队实现合作医疗，小学生免费上学，村村通了机耕路。昔日的十里荒岗，变成“粮丰林茂五业旺，山青水秀稻花香”。
这些都离不开这批知青的身影和贡献，在有些领域他们还是主力军。毛啸岳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1973年和1975年，安徽省革委会先后两次授予毛啸岳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个人”的光荣称号，成为全省十二名标兵之一。1976年，毛啸岳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，两次受到华国锋主席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，为知青也为我们十里大队带来了极大的荣誉。
我深深感到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在农村“接受再教育”和“可以大有作为”的论述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。我们大队党支部的责任，就是在这种双方相向共进中，把两方面都做实做好。而毛啸岳则是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，正确地树立了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在广阔天地里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轨迹，成为人生的成功者。此后，在上级党组织的培养下，毛啸岳还成为了我们地、县的领导干部。
本文原载宣城市政协编《火红的青春——沪上儿女在宣城》一书。
制作：童达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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